陳昭藻（1900年—1987年） 海南樂會縣（今瓊海市）人。16歲因家貧赴新加坡謀生，1939年響應(yīng)號召，加入第二批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支援抗戰(zhàn)。
2025年8月，陳達婭在云南昆明家中接受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采訪。（本刊記者 劉舒揚/攝）
2025年，盛夏的昆明，涼爽依然。一棟居民樓掩映在層層樹蔭下，上樓，進門，書房門口一側(cè)的墻邊，并排立著兩張照片。
陳達婭坐在對面的藤椅上，和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說話時，總不由自主地看向父親的那張照片。她曾對父親知之甚少，甚至一度誤解甚多。直到父親去世13年后，2000年秋天，她隨健在的南洋華僑機工（以下簡稱南僑機工）重走滇緬公路，在惠通橋邊，老機工對著洶涌的怒江一聲高呼“戰(zhàn)友們，我們看你們來了”，這才轟然撞開她重新認識父親的大門。從此，她奔走于檔案館中，尋訪健在的老機工，像拼圖一樣拼湊出父親的前半生。
以下是她的講述。
“戰(zhàn)友”
我對父親的了解以2000年為一個分界點，2000年以前，只知道他是個老華僑，知道他有海外關(guān)系，但不知道他是南僑機工的一員——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，作為女兒，怎么可能不了解自己的父親呢？
我父親的情況比較特殊，他出生于1900年，1939年征募汽車修機駛機人員回國服務(wù)時，他39歲。當(dāng)時要求應(yīng)征人員年齡必須在20歲以上、40歲以下，我父親為了確保報名成功，便把年齡改小了6歲，所以他是南僑機工中最年長的人之一。
幼時的陳達婭（右）和弟弟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我母親比我父親小30歲。我想，我母親認識他的時候，他應(yīng)該還是一個瀟灑帥氣的中年男人，可1962年我出生的時候，我父親已經(jīng)62歲，對我來說他就像爺爺一樣。
更何況，他連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，永遠穿一套勞動布的工作服。我的父親并不符合我對一個“父親”的印象和設(shè)想。我免不了對比同學(xué)們的父親，人家一個個年富力強、精神煥發(fā)，怎么偏偏我的父親是一個老頭？還是一個永遠穿著仿佛同一套灰撲撲衣服的老頭？
那時候生活困難，每人定量分些大米，余下的全靠雜糧填肚。我們家吃飯的時候，總是盡量讓我父親吃米飯；難得吃一點葷菜，我母親就把我們姐弟支開，好讓父親多吃點。那時候不理解——我們也想吃肉啊。
我母親總說，你們還小，有的是機會，你爸爸老了，讓他多吃點。他天天穿的那件勞動布工作服，里面是一件純棉內(nèi)衣，是單位發(fā)的，胸前印著一個大大的“獎”字，獎勵他安全行車10萬公里。還有一件內(nèi)衣他也總穿，那是他榮獲“勞動先進個人”的獎勵。
后來我母親告訴我，我父親交代她，若他走了，就穿那身舊工作服，千萬別做新的，他說新衣服燒了多可惜。我母親不忍心，背著他做了一套卡其布銀灰色中山裝——那是我記憶里父親唯一的新裝。最終，他還是穿著它走了。
我對父親有抵觸，所以我對父親的人生完全不了解。
轉(zhuǎn)折在2000年10月到來。那天我正上班，突然接到一個電話，說有個活動是陳嘉庚先生的侄子陳共存先生資助的，要到滇緬公路去探訪，你愿不愿意去？我雖然不知道去做什么，但想到平時去那里不容易，機會難得，就同意了。
1982年，昆明南僑機工集會留影。前排左四為陳昭藻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我們從昆明出發(fā)，同行的有十幾人，其中3位是當(dāng)時還健在的南僑機工，而且是我父親生前的摯友——羅開瑚和我父親一樣是海南人，我們兩家也經(jīng)常走動；翁家貴在海南的家和我父親的家只相隔幾公里；王亞六也一直對我父親很尊重，“伯爹藻”“伯爹藻”地叫。
我們一路走，一路聽3名老人講故事。到了大理，我們舉行了一個座談會，大家依次發(fā)言，講講自己或父輩的故事。
其他人說起自己的父親，都滔滔不絕，聲淚俱下，感人得不得了。輪到我了，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翁家貴翁叔接過話頭：“我來介紹吧。她爸爸陳昭藻之前生活在新加坡，在那里和他的哥哥有一家商號，生意做得很不錯。她爸爸是海南人，最喜歡唱瓊劇，汽車修理技術(shù)在機工中數(shù)一數(shù)二。為人也好，因為年齡稍長，我們都叫他大伯。”
這是我第一次從別人那聽到我父親的故事。我暗暗地想，原來父親是蠻不錯的一個人。
我們又繼續(xù)走，到下關(guān)時，翁叔指著一片空地對我說：“達婭，你看看，這里以前是西南運輸處設(shè)在下關(guān)的第八修理廠，你爸爸就在這里工作。”
然后就到了惠通橋邊，看著腳下滾滾的怒江水，羅開瑚羅老想起了當(dāng)年驚心動魄、駕車過橋的歲月。他面對江水，凄涼又高昂地喊了一句：“戰(zhàn)友們！同胞們！今天，我們看你們來了！”
我被震撼得無以復(fù)加。小時候我看過電影《烈火中永生》，在我的認知里，只有像江姐那種革命志士才配稱“戰(zhàn)友”?？墒俏业母赣H，一個毫不起眼的沉默老頭，怎么也是“戰(zhàn)友”呢？我站在惠通橋邊，久久不愿離去，傷心、悔恨、愧疚……種種情緒涌上心頭，就在那一刻，我下了決心：我要去認識這群被叫作“戰(zhàn)友”的人。
這樣年輕，這樣朝氣蓬勃
我?guī)缀跛锌臻e時間都泡在云南省檔案館里，讀檔案，翻書，收集整理父親和南僑機工的資料?？赡蟽S機工的檔案太難找了，時間跨度大，涉及的地方又多，知道往事的人也越來越少。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健在者，得到的也是只言片語。
我還跑過父親的退休單位，翻出來不少他自己寫的材料。就這么一點一滴，我慢慢拼湊出了父親的前半生。
我父親于1900年9月5日生于海南樂會縣（今瓊海市）鳳樓村。小時候在家鄉(xiāng)私塾念過一年書。8歲那年母親病故，他便停了學(xué)業(yè)，回家?guī)透赣H種地、放牛，維持生計。后來，他哥哥陳昭芹先去了新加坡。
16歲時，迫于生計，他到新加坡投奔哥哥。他先是在一家商行學(xué)裁縫，接著給一戶英國人做雜工。兩年后，他又進了英國人開辦的工廠學(xué)習(xí)電工、汽車駕駛等。到20歲時，修機器、開汽車這些手藝，他已經(jīng)很熟練了。后來他到一艘遠洋輪船上工作，負責(zé)機械維護，還悄悄學(xué)會了西點制作、調(diào)配咖啡以及簡短的英語對話。
他和哥哥陳昭芹還與兩個海南鄉(xiāng)親合股，在新加坡開辦了當(dāng)時比較有名的“天和堂藥店”，經(jīng)營良好，一家人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。
那些年的生活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烙印。我記得小時候，父親會帶我去咖啡館喝咖啡。我母親也提起過，我父親很講究，出門前總要拿把小刷子把上衣細細掃一遍。新中國成立后開辦了不少掃盲班，我父親鼓勵我母親去讀書，還送了她一支派克鋼筆。
父親的歸來與抗戰(zhàn)有關(guān)。1937年7月，七七事變爆發(fā)。父親在新加坡得知招募機工的消息，覺得自己的技能國家用得上，便報了名。
許多年以后，我到新加坡，偶然結(jié)識了海南陳氏公會的會長。對方得知我的身份后，拿出一本紀念工會創(chuàng)建50周年的冊子，我驚喜地發(fā)現(xiàn)，我的父親和大伯居然是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。冊子上清楚地寫著，工會的宗旨是幫助族親、籌募資金、支援抗戰(zhàn)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父親報名回國的選擇并非偶然。
陳昭藻的華僑登記證，如今被陳達婭仔細裝裱起來掛在家中墻上。（本刊記者 劉舒揚/攝）
終于有一天，我與期待中父親的模樣相遇了。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樣一頁頁地翻找著資料，他突然“跳”了出來——1939年南僑機工回國前夕，由中國駐新加坡總領(lǐng)事館頒發(fā)的一張華僑登記證，編號206449，父親的照片就貼在上面，高高的前額，深邃的目光，潔白的圓領(lǐng)襯衫，一絲不茍的頭發(fā)向后梳得整整齊齊。
那一刻，我的手是顫抖的，淚止不住地流。原來我那年邁的父親，也曾經(jīng)這樣年輕，這樣朝氣蓬勃。然而此次相遇，我們已在不同時空。
1939年3月13日，父親在新加坡太古碼頭搭乘豐祥號海輪啟程回國，是第二批回國的南僑機工，他們總共207人。
經(jīng)過在昆明的一周集訓(xùn)，4月1日，包括父親在內(nèi)的24名海南人隨部分僑工一起被分配到中國政府臨時設(shè)在緬甸仰光的汽車修配廠，裝配大批美國道奇、歐姆汽車，以備搶運軍需物資。
美國工程師原計劃每6人一組，一周裝配一輛新車?？晌腋赣H他們頂著酷暑或冒著大雨，每天連續(xù)工作10小時以上，由第一天的每組裝配兩輛，到一天裝配6輛。美國工程師大為驚嘆，專門設(shè)宴，請這些技術(shù)人員吃飯。
后來一位工程師告訴我，當(dāng)年，我父親和同伴不僅有豐富的經(jīng)驗和精湛的技術(shù)，還帶回了幾十箱工具，特別是當(dāng)時先進的汽車無損傷磁粉探傷機。滇緬公路上的汽車晝夜奔馳，又冒著槍林彈雨，這臺儀器可以檢測汽車零件上肉眼難以發(fā)現(xiàn)的金屬疲勞裂痕。
從緬甸仰光到云南下關(guān)，再折回緬甸臘戍，父親駕著車，日夜奔馳在滇緬公路上。直到1942年5月，日本侵占緬甸，惠通橋被炸，滇緬公路中斷，南僑機工被遣散，父親才離開那里，轉(zhuǎn)而就職于昆明東站美國陸軍修理廠，后來又在昆明巫家壩援華美軍空軍招待所、云南驛美軍空軍招待所制作西點。
取舍
通過對父親的追尋，我也對南僑機工這個群體、對這段歷史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他們真的有一顆赤子之心，從不計較個人得失。就像老機工王亞六對我說的：“我們南僑機工，不管是在國家民族爭取獨立時期，還是在國家百廢待興的建設(shè)時期，都是為國家付出全部心血的?！?/p>
抗戰(zhàn)期間南僑機工的工資水平是月薪30余元。根據(jù)我的了解，這群人在自己原來的僑居地，月收入折合當(dāng)時國統(tǒng)區(qū)的貨幣普遍高達約700元。我在檔案里看到一些獎勵記錄，比如在保山物資大搶運中搶運有功，獎10元；在昆明附近搶運有功，獎4角；等等。其實這些獎勵對他們來說是杯水車薪，但他們?nèi)匀缓翢o保留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。
其中一名叫黃昌文的南僑機工，曾因搶運有功被獎勵10元。2000年10月那次滇緬公路之行，走到一處埡口時，王亞六感慨道，當(dāng)年這里是怒江上方最險峻的地方，黃昌文就是在這里翻車，粉身碎骨，什么也沒有被找到。
還有一名姓陳的南僑機工，海南人，平時非常愛整潔，每天出車前都要對著鏡子把自己梳理一番，精神抖擻地登車起程。那天，敵機來襲，他的頭顱被炸飛，可身子依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駕駛座上，雙手緊握方向盤——南僑機工手中的方向盤。
這還是有姓名可查的犧牲者，更多的人，我們至今不知道他們的姓名。所以這些年來，我嘗試通過各種形式講述南僑機工的故事，包括創(chuàng)辦滇緬公路體驗館、組織重走滇緬公路、創(chuàng)作情景組歌《南僑頌》……
2015年，我?guī)е赌蟽S頌》團隊到馬來西亞演出。第二天，一家華文媒體刊出標題《讓英雄找到回家路》，我一直看著，不停流淚。
2018年9月3日，情景組歌《南僑頌》在昆明抗戰(zhàn)勝利紀念堂上演。
我理解了父親，完成了與他的和解。父親留給了我們什么？上無片瓦，下無寸土，就留給我這份機緣，讓我一頭扎進了這段歷史。
如今，是“南僑機工”這四個字一直支撐著我。人這一輩子總在面臨選擇。回頭看他們當(dāng)年，他們的選擇很清楚：成全大義，為了我們的民族和國家。
責(zé)任編輯：邱小宸
